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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十七用的笔是铅笔，石墨碾碎了混着黄泥制成，知道原理制起来很简单。纸有些麻烦，因为此时的纸是向着适应墨水演化的，对铅笔作画并不友好，只好用压蜡纸代替。

看着陶十七画完，杜中宵指着几个汽缸道：“这里面需光滑无比，你要怎样做？”

陶十七道：“外面原有一个机器，用刀头定在那里，摇着这缸套转起来，细细来做，总会光滑。”

杜中宵笑道：“刀销的，哪里有研滑的细？你应该用定好的皮子或者绸缎，代替刀头来磨。这种事情要一试再试，才能做好。且歇一歇，饮两盏茶吧。”

陶十答应，放下笔，托着腮趴在桌子上，看着图纸想着杜中宵的话。

苏颂知道杜中宵有事要问，站起身来，与杜中宵到了房外。

看着院子里红红绿绿的花树，杜中宵叹了口气道：“我现在治理一县，最难的事情，便就是要附近垦田，招揽户口。还有一件，手下管的事情多，有马蒙一案在先，严禁手下吏人收受贿赂，贪赃枉法。但手下人做事，许多人无俸禄，总不能喝西北风活着。赚钱的法子我有，可钱怎么进，怎么出，却一直没想出办法来。州里还有军资库、公使库，诸多名目，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县里却是难办。”

苏颂想了想，笑道：“这有何能！营田务别是一处，只要另作账目即可。县里可设一常平库，专一兴办各种场务，有余则补各种杂捐，不取自细民。至于县中官吏，建一激赏库即可。此都是古制，只是如今废弃而已。只要做得好，哪个能说闲话！”

杜中宵眼睛一亮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常平不必说，自汉即有，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名存实亡。虽然这些库很多少设在县里，但也没说县中不能设不是。激赏库原来是内库，用于皇帝赡军的，直接用这个名字不妥当。但参照这个制度，设个单独的库也未尝不可。

建库的目的不是放东西，而是走账。没有这些就有自己私设小金库之赚，查起来说不清。有了几个特殊用途的库，就可以库的名义兴办实业，赚到的钱从库里发出去。

苏颂的话给杜中宵提供了一种思路，可以参照州、路甚至朝廷的一些库，在县里做账。县到底也是一级财政单位，没有人说只能就那么几个库管理财政。

至于营田务，其实可以单独核算，只要不跟普通民户混在一起，账目就可以做清。

这些账目最麻烦的一项，是不能跟杜中宵自己的收入相混，不然就会有麻烦。毕竟理论上，官员在任上的收入，只能有俸禄，其他收入都必须有明确来源。比如官员经商，不能在治下做生意，但到其他地方贩卖货物也还允许，只是一样要交税，这些账目就必须清楚，不能跟公账混淆。

叹了口气，杜中宵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其实正常做官，不必跟自己这样分得如此一清二楚，占点便宜一般也没有人说什么。只是自己跨越千年，对于赚钱的本事太过自信，不想钱上给人留下任何把柄，便就闹得如此麻烦。这是自己的烦恼，别人看着只有羡慕的分。

回头看了看依然趴在桌上的陶十七，杜中宵道：“既然有了眉目，我也不再在此事费心。趁你还在县城待的这些日子，我们仔细研究一番那个蒸汽机。这机器自做出来，到现在已有两三年，一直都没有什么实际用处。若是能在你离开之前，真地利起来，倒是一桩美事。”

苏颂道：“这几个月与你议论如何增大的机器的力气，我甚有心得。加一把力，不定真能做出可以用的机器来。以前与韩中允议论此物，一相想的是装到船上。我这些日子想，其实装在车上也可以。”

杜中宵听了笑道：“既然能装到船上，当然也就能装到车上。只是那车过于大了些。”

蒸汽机不但能拉火车，还能当拖拉机用呢，当然也能拉大货车。只是那车巨大无比，道路条件不允许而已。那样一个庞然大物，走几趟好路就完全废掉了。

第56章莫名其妙的党争

杜中宵和苏颂坐在柳荫下，看着前面陶十七带了几个工人，在那里安新制的活塞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蒸汽的压力提上去，外面接冷凝器，增大温差。这都是杜中宵前世初中时学过的内容，现在通过实验一点一点验证而已。由于材料不齐，仪器一切从简。比如温度计，比如压力计，都用一些土办法，只能看出个大概。反正只要知道蒸汽压力与温差与功率的正比关系就可以了。

杜中宵也想制玻璃，只是没有成功。现在是有制玻璃工艺的，不过发展路线不同，朝着制作类似玉石、翡翠的方向去，只有观赏性能。要制透明的玻璃，需要精选原料，做许多试验。永城小地方，拿不出多少钱让杜中宵用在这些事情上，只能小打小闹，杜中宵也不可能自己掏钱来做这些事。

有了玻璃，很多仪器就可以做了，比如水银温度计，压力计，诸般种种。这些技术上的事情，杜中宵都是开个头，真正做下去，还是要靠这个时代的聪明之士和能工巧匠。当然，以后有条件了，办起学校来更好。那都是以后的事，现在杜中宵还没有这个精力。

把手中的邸报交给身边的苏颂，杜中宵叹了口气：“范、韩二相公自西北入朝，位列执政，又有富相公意气相投，联手施行新政是好事。但朝中谏官和馆阁人员借此攻击老臣，闹得沸反盈天，实在不是什么好事。石直讲当世大儒，写《圣德颂》没人可说什么，可动辄指重臣为奸邪，唉——”

苏颂接了邸报看见，随手放下，沉默不语。

杜中宵又道：“景祐年间，范相公被贬，蔡君谟作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，已是引起无穷风波。现在石直讲更进一步，写《圣德诗》，直指重臣为‘妖魃’、‘大奸’，成何体统！蔡君谟知谏院，欧阳永叔和余安道同为谏官，与石直讲等人同气连声，以范、韩、富诸相公为大贤，朝中其他大臣怎么想？”

苏颂轻叹一口气：“待晓是与石直讲等人政见不同么？”

杜中宵道：“哪里有什么政见不同，只是他们自称君子之朋，以台谏应和宰执，犯了本朝不结朋党的大忌。此事于朝政无益，对范、韩诸相公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”

苏颂道：“然而，夏太尉在西北数年，逆贼未平，寸功未立，入朝为相，本就人心不服。纵然改枢密使，依然难平众议。夏太尉在两府，只怕台谏就不会善罢某休。”

杜中宵苦笑着摇头：“觉得夏太尉不堪众任，直指其才干不足即可，何苦就指为小人奸佞？爵以酬功，任官以能，此是古训。论官不论其功勋才干，做事的官员岂不会无所是从？”

苏颂笑道：“待晓这话也有道理。不过此时道学张目，你这话说的却不是时候。”

杜中宵摇了摇头，不再跟苏颂谈论这个话题。苏颂本人对党争不热衷，杜中宵反对，他同样也不感兴趣。不过他看得清楚，现在正是道学兴起的时候，杜中宵反对也没用，不过发发牢骚。他是怕杜中宵对此事想不开，卷进党争里去，私底下说两句没什么，他也就没有兴趣了。

夏竦是西北经略使，范仲淹和韩琦是经略副使，结果打了几年，夏竦回朝，被指为奸邪，甚至石介指着鼻子骂，而两个副使却负天下之望，成了朝政的大救星，让杜中宵想不开而已。这其中的差别更让杜中宵确定了自己对庆历新政的看法，新老交旧，朋比党争，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没有指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