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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自走过（第1页）

独自走过

我们要涉及一个较为沉重的话题。许多年来，它在乡村无解。

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，每个村庄，甚至每个生产队都会有好几个无法娶妻的男子，早先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后来是因为家里兄弟多，一般都是老大或者外形较差的那个做出牺牲。关于对男青年的形象要求，往往很是苛刻，有一个只是因为黑眼珠上长了一丁点小白花，俗称的萝卜花，也并不影响视力，便因此没有找到对象。其实说来说去，还是因为太穷，如果有钱，这点小问题根本不算什么。可从此他们的人生仿佛打入另册，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人，有义务给家里出力流汗，有义务帮助兄弟们干活，在家庭大事的节骨眼上，永远沉默地待在一边，基本没有发言和做什么表决的权利。

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，因为这个结果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，而是生活所迫，他们不是现在的不婚族，家长各种催促也不愿走进婚姻，挑来拣去总也遇不到合适的，而是他们压根就没的挑，一个都没有！父母抽筋扒皮榨干血汗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也没有能力为他们讨来一个媳妇，连说媒提亲这个环节也没有过。农村人传统的娶妻生子、传宗接代在他们身上成为空白，血脉就此中断。世上行走几十年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，也不会有人怀念他们，就像他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。

我也曾想为他们专门写一本书，为此展开过采访计划，曾去往某地进行采访，写出了一两万的文字，没有拿出来发表，最终也没有进展下去。因为我感到了这个主题采访和书写的难度，受访对象能够说出、愿意说出的十分有限，或者他们的讲述真实程度较低。当然我们无法要求他们，说多说少，怎么说，其实说与不说，说到什么程度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，不愿意讲述的，我们也不能强求，讲述出来那部分的真实程度，我们也无从考证，当然也不能想当然地去拼凑。可是文学表达的首要前提是真诚与真实，如果书写他们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真实，不如暂时放下，由此我那一篇采访文章沉睡在电脑里五年之久。

某年某月，突然铁链女、铁笼女进入大众视野，揭开无情现状的一角。发生的事令人痛心疾首，泱泱文明古国，已步入现代化，竟然还有如此原始野蛮的事情，竟然有这样一群人，用毁掉别人一生的行为，来成全自己的人生。我突然想，大周也有不少光汉条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有没有拐卖妇女或者娶过拐卖来的女性？我在记忆中搜寻，好像没有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媳妇是外地的、买来的。我不甘心，又给秋风打电话追问：咱村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？秋风说：没有，真没有。想想也是，在记忆中，我确实没有见过外来女人。我长舒口气，仿佛心中的愤懑有所纾解。所幸这伤天害理的恶行恶风没有刮到家乡这片土地。我痛心地问自己：如果故乡真有这样行为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去举报？去营救？去呐喊？一边是受害女性姐妹，一边是家乡亲人，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那个力量和勇气。但我对故乡的情感，我对大周人的评价，肯定会因此大打折扣。

由此我又想到，在大周和周边的土地上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好几个没有娶妻的人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其实是乡村不安定因素，因为他们中性格偏激的人难免会认为，是命运对自己不公。一个人一旦产生这种想法，便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到支撑和依据。但是，并没有听说哪个女孩受到侵犯，乡村花朵们都平安顺利地长大了。我在《回大周记》里写道：村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是安详圆润之所在，长大之后，再回大周，听到人们所说诸多事情，爱恨情仇，鸡飞狗跳，像外面那个世界一样的复杂纷乱，我大为吃惊，怎么小的时候不知道呢？那时的人不做这些事吗？

这里所说的“诸多事情”，不是公开正当的行为，更多是指男女风月、花边新闻。是的，会有成人之间的游戏和纠葛，但在这片儒家文化深深浸润的土地上，人们还都保留着坚固底线，男女之事要双方自愿，不会去无端侵害别人，更不可去掠夺霸占别人的人生，比如拐卖妇女这类缺德违法之事。

这些终身未娶的男人，他们默默地生，默默地死，平静地生活，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没有怨言，前面历朝历代曾经有着那么多人，都是这样走完了一生，我个人的力量，又能怎样呢？他们的内心，或许都奔涌过滚滚洪流和惊涛骇浪，也时有冲破堤坝的危险，但最终也都平顺下来，做一个老实人，依照命运的安排，走完自己的一生。我们生产队几位终身未娶的我称为叔和哥的人，自尊自爱地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也没有任何负面消息。宗义叔今年八十多岁了，安静从容，笑起来阳光灿烂，是一位慈祥的长辈，越老越像他的母亲——我童年记忆里那位圆脸黑黑、嘴唇淡灰色的奶奶。他前些年在学校门口看门，非常尽职尽责。今年学校没了，他不再每天驻守学校门口，而是经常出现在闲聊的人群中，静静地坐着，听别人说话。秋风说有一次他找到秋风，很谨慎地问：听说有上级资助的被子，能否给我一个。秋风赶忙给他找了一床被子。因为他是一位不卑不亢、令人尊重的长辈，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。

曾经在“小城临颍”视频号上，看到一个画面，一个男青年偷窥女厕所被抓住曝光，镜头对着，周围人责骂他，那个健壮的青年跪伏在地，脸埋在双手中，全身发抖，似在躲避，又似在祈求：放过我吧，我知道我错了！这是多么沉重的画面，青年人是很可气，可是人们这种类似于游街示众的处理方式，也值得商榷，弄不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，毁了他的一生。好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视频消失了。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。这真是一个无法言说、不好界定的事件，我们对这个青年，除了一声愤怒的斥责与叫骂，或许还应该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，但最终，还是应该放他一马，批评教育为主，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。

从前人们都在村里，没有外出，男女比例稍微均衡，农村男青年找对象困难现象虽然也有，但不是多么严重和普遍。而现在乡村女孩大量外流，很多好模好样的男孩子都找不来对象，因为放眼四望，没有闺女。这一问题比着前些年更加严峻，于是这个沉默的男性群体，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。

《大周表情》这本书的写作，我要为这个人群记上一笔，哪怕是匆忙单调的几行文字、不成篇章的一些片段，因为他们也是大周的一员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，他们一定也用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眼光爱着生活，爱着大周，爱着家人和女性。于是我请秋风、秋香为我提供采访对象，想要找一位性格温和、容易交流沟通、完全愿意接受采访、并且不姓周的人。之所以有最后一个限定，是因为同姓之间，会有辈分、伦理的顾虑，我对于那些称呼叔或哥的人，或者把我叫姑姑、姑奶的人不便于展开更深层次的话题。“人太熟，不好下手。”给她二人说，最好是找安庄、贾井我不认识的人，至于是否使用真名，完全尊重受访者的意愿。

我们在正月初三的下午，一起来到了安庄村后，走进尹忠安的小院。他在敞口院子的门口等待我们。低矮的个子，穿一身新衣，戴一顶新帽，干干净净的样子，可能是过年的原因吧。因为他是五保户，两间屋子是村里给盖的，薄墙水泥小屋，典型的冬冷夏热，可想而知这村后田野边一个人的家，此刻是何等的冰冷。

尹大哥端了几个凳子，我们一起坐在门外的阳光里。他表情拘谨地接受我的提问。

尹忠安生于1951年阴历十一月十四，兄弟姐妹七个，他是男孩中的老三。在大周学校上了六年学，1966年高小毕业。他童年有过饿肚子的经历，1959年、1960年前后最为深刻，吃不上饭，身体营养供不上，小小的孩子掉头发，每天只能靠墙坐着，没有站起来的力气。不知是否这个原因，他没有长高个子。

四个兄弟，每个人都要盖所房娶个媳妇，当父母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前面两个和下面一个经历种种艰辛，总算是有个窝娶了亲，到了他这里，没有地方，也没钱盖房，而且他又个子低，身形小，要想说媒难度更大，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了。而他自成年之后，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条件的不容乐观。没有房子，没有家当，也从来没有人给他说媒，那时的农村青年，过了二十五六，就算大龄，人们称为年龄“过了岗”，基本是注定要打光棍，他也只能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快到三十岁的时候，自己的小妹妹十八岁，有人给他出主意，叫他给父母施加压力，拿妹妹给他换亲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这种情况在农村也很常见，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牺牲自己的妹妹。妹妹哪怕百般不情愿，但迫于父母的主张和哥哥的亲情绑架，还有周围人的道德压力（说你不懂事不听话，不心疼父母哥哥）——这片土地上的女儿仿佛生来就是要做牺牲和奉献的，她们会认为本应如此——大多数妹妹最后也都只得就范。

如果他跟父母吊（方言，气人，吵闹，怄气）着闹仗，各种要挟，执意换亲，或许能给自己换来一个媳妇。没想到尹忠安一口回绝，他说，凡是换亲的，总要当妹子的吃亏，不是亏这个就是亏那个，而他，不能亏自己妹子。几十年来，他的这一态度从未有过改变，直到坐在太阳下成为一个接受采访的口齿不太清晰的小老头儿，他仍然态度坚决地说：不能换，坚决不换！

当时他主意打定，牺牲自己一个，成全大家庭的和睦、兄弟姐妹的安宁。三个兄弟结婚后分家另过，留下他和父母一起生活，支撑家庭，出工挣工分是个好劳力，经他手打发走了两个妹妹。

后来地分了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，干完自己的再去帮几个兄弟干。最后他给父母养老送终。然后，这个曾经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

虽然是分家另过了，但他还常常帮助兄弟们。他善良好说话，谁家有活儿都来找他干，他也觉得这是应当。后来侄子们长大外出打工，他一个人在家为他们种地，十多亩地他起早贪黑地干，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，一个人顾一大圈子，干了这家干那家。

不管怎么说，别人有家有孩子，只有他光杆一个。在农村没有娶妻的男子，总好像低人一等，仿佛大家都有权利驱使你去干这干那，因为你孤单寂寞，你需要亲情，需要家人的陪伴，那么有时候亲情也是一种交换条件。你用不停地出力干活，得到兄嫂的看顾，得到孩子们的亲近，有人愿意到你身边来，或者你得以停留在他们身边，给你一点家庭温暖和点滴温存。

尹忠安的大哥当过生产队的会计；二哥曾在东北工作，前些年死去，妻子嫁人走了，家里留下两个儿子，一个成家，一个大学毕业后在外就业，还没有结婚。

尹忠安年轻时候当过民兵排长，下地干活，冬天修河，上外县拉煤，年轻时付出力量，不停地干活。年老了力气渐失干不动了，手里但凡有几个小钱，还想着给这个给那个，为的是让孩子们喊他一声叔，在他身边停留片刻。

他五十多岁的时候，曾经跟着村里人去新疆干活，工地管吃住，每年能挣将近万元，他自己也没有花钱的地方，记挂着家里的侄子侄女，基本上贴给了他们。

六十岁时，他因脑血栓和腰椎狭窄得过半身不遂，行动不便。本是说大侄子照顾他，照顾了一阵，大侄子搬到新村住得远了，不能更好地管他，他便自己慢慢偎着行动，好在最终恢复了，又能站起来行走。

在同村人秋香的印象里，尹忠安从未与人发生过矛盾，也没有不好的传言，从未夜里拍过谁家妇女的门、明里暗里骚扰过人，所以人们对他评价挺好。他说自己从来也没有那个想法，个子低形象不好，白天只顾着给兄弟几个没完没了地干活，喝罢汤天黑了就睡，夜里从不出门活动。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交往群体，那就是同村娶不上妻的人。同病相怜惺惺相惜，他们成为朋友，时有来往，在一起说话喷空，交流得更多一些。尹忠安几乎知道全大队每个光汉条的情况，哪一个聪明能干，哪一个老实本分，哪一个外出干活或者卖菜，手里有了一点活钱，和一个寡妇过到了一起，哪怕自己的钱被那女人捋个精光也心甘情愿。而这样的人，成为他们这一群体的羡慕对象，总算是有过一个家。

尹大哥在讲述之中，突然失声痛哭起来，像个孩子一样全身颤抖，涕泪滂流。秋香走到他身边拍他肩膀劝解，对我做一个数钱的手势，我赶忙拿出提前说好的红包，递到他手中，又给他一张餐巾纸。他擦了眼泪鼻涕，暂时平复一下情绪，接着讲述。其实也不是主动讲述，只是回答我的问题。而我面对一个痛哭流涕的人，也不知道该问什么。秋风、秋香与他说些别的闲话，我尴尬中站起身来，参观他的两间小屋。外间是厨房，里间是卧室。有一个小男孩在看电视。那是他二哥的孙子，现在无人照管，他接过来养着。

这样的采访比较困难，想多了解一些，又不愿触及他的痛处。

一说起他为全家的牺牲奉献，他又一次孩子般啼哭。秋香坐在他身旁劝解，提及他年轻时候的风趣幽默，说：叔你年轻时候性格多好，爱说笑话，还记得大家都在那谁家玩，你说，哼，你们都怕老婆，我不用怕，也不操心做饭养家的事，顿顿俺妈做好，回家吃现成的。那时你说话多有趣，你开朗乐观了一辈子，为大家庭牺牲奉献了一辈子，现在咋又想不开了呢？他们也都记着你的好，看侄子们现在也都对你挺好，你过年的饺子不都是侄媳妇包好送来的吗？俺那姑姑（即尹忠安的小妹子）不是常挂着你吗？时不时回来看你？他点点头，慢慢地，情绪稳定下来。

如今他的五保户补助每月五百五十元，另有一百多元的养老金，自己的地款，还有父母地款的四分之一，每年近万元的收入，自己省吃俭用不舍得花，总想给条件不好的侄子侄女补贴一点。总之他一生都在为家人付出，尽其所能地爱着他们。他的小院里，也时常有人来给他端饭、做饭，陪他说话聊天。

太阳西沉，阳光移动，我们也跟着挪了地方，借机岔开话题。我问他：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跟哪个女人走得近点，帮人家干点活，讨好一下，然后两个人能相好一阵？在我的内心里，很希望他有一段这样的经历，哪怕是短暂的几天，也不枉一个男人来世上一遭。他回答说：没有。我想追问：真的没有吗？一个都没吗？有是有的不好意思说吗？却张不开口，我们四人坐在那里沉默了一阵。我对自己的采访又一次产生疑问，这算不算揭人伤疤，算不算伤害无辜？为了自己的写作，在这里问来问去，专拣人家的隐私和痛处问，勾起一位老人的伤心往事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可以对自己进行无情的审视、剖析、挫败追忆和灵魂拷问，却不能对他人，尤其是一个弱者进行不合时宜的询问，我提醒自己：那么可以结束了。

我站起身，又去参观他的小屋。两间小小的房子，外间锅台上几件简单厨具，疏于打理，落了一层油腻和灰尘，地面是粗糙的带颗粒的水泥地，刚扫过的痕迹清晰可见，证明他为了接受采访做了一些准备。里间一张床一个桌一只柜子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靠在床边看电视，我问他话，他不答不理，就像我不存在一样。我走出来，问他们几人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。

尹忠安的二哥前些年去世，二嫂走了，侄子外出南方打工，结识了一个贵州女子，女子说是自己遭受家暴，丈夫常年打她，她跑出来打工。女子跟侄子产生了感情，跟着回来，在村里生活，生下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却因为没有结婚证孩子报不上户口，无法顺利上学。村里给学校说明情况做了工作，让两个小孩进大周学校就读，但没有户口总不是个事，今后生活会有一系列麻烦。于是女子便试图和贵州家里的丈夫联系，想要离婚，那边当然不能轻松答应，女子便亲自回到贵州找丈夫协商，不想人刚回去，遇到了车祸，受伤不能行动。这边侄子到贵州去照顾那女人，带走了女儿，把儿子留给三叔帮忙照看，一去半年不见返回，尹忠安就这样养着这个孙子。两个孩子都有一点先天的问题，女儿在学校，书本上的知识理解吃力，学习跟不上；儿子是先天性的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，从不与人交流说话，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爸妈一直不回来，他就只能这样跟着三爷爷生活。

多年以来，在这个大家庭里，人们也都习惯，有了困难和问题，都交给三叔来处理，他是为大家兜底的人。而他自己也觉得，这一切理所应当，他已经这样，反正光杆一个，便尽着自己最大的力量照顾需要帮助的侄子侄女。

除了一声叹息，我实在无法更好地表达对此次采访的感想与收获。只是有些恍惚，人与人的命运差距如此之大，小小一个村庄，便有千差万别，尹忠安与前面采访的安清，两家相距不足百米吧。

春天里我再回大周，在王曲西头的路上，看见尹大哥骑着一辆小三轮，车后斗放着一点不知什么东西。他目视前方，若有所思又毫无所想的样子，缓慢地蹬着前行。天已经暖和了，他还穿着春节时接受采访的那件蓝色新棉袄，戴着那顶新帽子。我在汽车上一闪而过，他目光迟缓地看着前方，慢慢骑着。

没有妻子和孩子，也不影响他变老。他跟那些成家立业、一串儿孙的男人一样，在时光流转中苍老了身心，曾引以为本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再也不能帮助兄弟干活，只有那一丁点钱财，省下来接济侄子侄女。愿他们能记住叔叔的情义，力所能及地尽孝，让他的晚年生活，葆有一些温暖和色彩。